编者按：陈裕秀1970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后到厦门大学任公共英语系副教授，退休后被聘为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陈教授出生于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从小生长在多种语言和方言环境里-汉语、印尼语、英语、西爪哇方言、福清方言是她和老师、家人、同学以及当地居民的交流语言。也许正是这样的多元文化的成长环境，培养了她开朗、豁达、热情、宽容的性格以及敏捷的思维。1964年她离开她的侨居地，回到了向往已久的北京。从小学业优良的她在八个月之后又以优异成绩被中国知名大学北京大学录取，主修英语语言文学。参加工作后，陈院长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被国家派往国外学习的年轻教师之一，1985年留学回国，从此全身心投入厦门大学英语教学，为厦门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很大奉献。在倾心教学的同时，她还热心于社会工作，厦门市、福建省以及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北京大学厦门校友会等一系列社团的活动都有她的投入和心血。以下是厦门日报记者刘颖采写的陈裕秀教授的人物专访。

陈裕秀出生在印尼万隆，在家排行老四。从小在华校读书，华校老师不但是文化知识的传授者，还是优秀道德品质的铸造者。直到今天，母校校园“爱祖国、爱人 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标语依然历历在目。她说，那时华校对学习优秀学生的奖品是来自祖国的漂亮书籍，或由老师带领去雅加达的中国驻印尼领 事馆看中国电影。像《祖国的花朵》这样的电影，她不知看了多少遍，对红领巾、新中国非常羡慕，连做梦都想回到中国。

她的父亲十几岁就飘洋过海，经历了在异国创业的酸甜苦辣，却始终情系祖国。在子女读完高中以后，就花尽积蓄，把他们一个一个送回国内。父亲一直认为，“只有中国才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是我们真正的家。”

正因为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1961年高中毕业时，就读的华校要她留校任教，竟被她一口回绝了。因为如此，各方面一直表现优秀的她，学校却不给她开 “三好”的证明，使她的回国梦想就此搁浅（当时印尼的排华浪潮已过，只有华校开出的“三好”证明的学生，才有可能领到回国护照）。

一直梦想回国的她，因拿不到护照，几个月下来，人就瘦得不成样子。父母很心疼女儿，商量决定来个“曲线回国”：让她先读当地的医科大学，毕业后送欧洲留学，再 辗转回国。计划如期执行，可她从来没放弃回国的努力。就在她大学二年级之际，母亲带着她找到当地侨领，见到了领事馆负责签证的秘书，拿出她在华校的成绩单 以及各种奖励，说明了原委，恳求给她回国的机会。

1964年8月初，她突然接到领事馆的电话，告知5天后有一艘船要回中国，问她是否要走。“走，当然走”。行李早在1961年就收拾好了，苦等3年的机会怎能放弃？

站在船甲板上，她还完全沉浸在回国的喜悦之中。当看到船离岸时，和亲人们之间的距离被海水越拉越大，她才意识到，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与父母亲人再相见，眼泪便如潮水般涌了出来。

回国后，陈裕秀先在北京华侨补校读了半年，在老师的“强迫”下，她报考了连做梦也不敢想的北京大学英语系。结果“一不小心”，她不仅以高分考取，而且学校还一再鼓励她直接从二年级开始读起。

当她上大学的消息传到印尼后，她的父母一下子成了当地的名人，华人朋友们奔走相告：陈行秋（她父亲）的女儿考上了北京大学。

在读大学一年多时间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作为从海外回来的“资产阶级小姐”的她，当然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但从不怨天尤人的她，只是笑着说，从中她学会了很多东西。在国外，大家想像中的社会主义是完美无缺的；回国以后，才感到这种认识的幼稚。

1970年大学毕业后，她被安置到福建的军垦农场劳动，几个人种供应全营士兵吃的菜。那时的劳动艰辛，使她“脱胎换骨”了一回。原来在印尼时，父母的宠 爱，使她连见到空心菜上的毛毛虫都会吓得大叫。而此时，她却经常一个人满山砍竹伐木搭瓜架，挑水挑粪沤有机肥。直到此时她才明白进大学时迎新会上，当时的 陆平校长勉励新生的话有多么的语重心长：“一个大学生，是99个农民供养的”。

一年多后，面临再次分配，和当时多数大学毕业生一样，她 决心到永安做工人。车子把他们从沙县一片山里带到了永安另一片山区，下车问起工厂在哪里，回答说在你们眼前。他们这批希望当上‘领导阶级’的大学生又当了 半年的建筑工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当起了厂里的“翻译官”，翻译厂里进口机器的有关资料，直到1976年底。

当被问到那些年苦不苦，她还是笑着说，“这也好，现在没有什么苦不能吃。”

1976年底，她调到厦大外语系英汉成语词典编写组当资料员。身边的老教授们以他们丰富的学识和为国培养人才的苦心，让当时还年轻的她知道：人的一生是 给予和付出的一生，老教授们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还那样无怨无悔地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为培养年轻一代费尽心血，他们都是她这一辈子的榜样。 她更加明白，只要真心、诚心、热情地不断付出，你就会得到认可，得到回报。但这并不意味着消极地等待，而是要充分利用手中的机会充实自己，当机会再次来临 时，才有可能有勇气去挑战机会、去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凭着这种想法，陈裕秀先后被厦大外语系送去上海、英国进修，从资料员做到助教、讲师、副教授。至于她如何从普通教师做到了教研室主任，获得了许多校、市、省以及国家级奖励，用她的话说，开始是“还债”——还国家培养自己不断进步的 债， 后来是被我国大学外语教学大踏步飞跃发展的潮流推上了领导岗位。说到对厦门大学公共外语教学的贡献，她说这是从当年厦门大学领导的远见卓识，多年来同事们鼎力支持的结果。

陈裕秀总说，比起在海外、甚至香港的朋友，她有一种归属感。在海外生活再久，始终都是外来人，永远没有安全感， 更不用说主人翁感。在自已的国家，不论经历过什么，那也是自家人的事。妈妈永远都是妈妈。她又提起了父亲的话：“只有中国才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是我们真正的家。”       （记者 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