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博士学习经历与感悟
在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有一段特别的学习经历值得回味。2006-2009年间，我在天津师范大学在职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从此，我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新闻学本科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这种学习的跨界和知识的迁移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人生。
我攻读博士学位时已经48岁了，回到学生状态既是出于个人学习上的浓厚兴趣，也是大学教师职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之所以选择我校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主要是因为天津师大是本学科的学术重镇，1983年6月，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性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就是在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前身）召开的，学界戏称此次会议是“比较文学界的黄埔一期”。天津师大也是国内最早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与获批比较文学学科硕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之一。此外，选择在本校深造也能更好地兼顾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时我担任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教学、科研和管理任务都比较繁重。
一脚踏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纯属机缘巧合。我的本科是新闻学，198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一直从事新闻教育与研究。但有一个时期，我的学术旨趣扩及到了文化研究方面。2003年，我与夫人崔欣（天津市新华职工大学三级教授、原副校长）合作申请到天津市“十五”社科研究规划项目“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并于2005年出版结项成果《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一书，该论著2008年获得天津市第十一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正是凭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积累，我从2006年春季开始，为我校新闻学专业本科生开设了“大众文化与传播”（后更名为“大众文化传播研究”）选修课程。
有鉴于我的文化研究与王晓平教授、孟昭毅教授领衔的我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方向相近，2005年，时任新闻传播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的籍祥魁先生鼓动我以“同等学力”报考该方向博士生。所谓同等学力，是一种学习能力的考核指标，也就是我的现有科研成果和研究能力可以适应博士阶段的学习，不用经过硕士阶段便可以直接报考博士生。得知这一利好政策我是既兴奋又犹豫，兴奋的是可以获得一个荣耀的博士头衔，犹豫的是我已年届半百，且已晋升教授和硕导，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而想要报考的导师孟昭毅先生又是我夫人昔日的大学同届同学，不免会有些难为情。
籍先生对我鼓励有加，他说，无论是从个人进步还是从学院的学科建设角度看，你都应该提高学历层次。他不仅口头鼓励我，还把报考表格亲自送到我家，这让我很是感动。籍先生还亲自带我找到当时的文学院院长、博导孟昭毅先生谈了他的这番看法，得到了孟先生的充分理解与支持。经过不长时间的紧张复习备考，2006年春我顺利考取了天津师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成为孟昭毅先生门下的一位大龄弟子。
事实上，孟先生对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能力是比较了解的。就在我与夫人的合著《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出版前，我请孟先生做成果鉴定。他热情地写出下面一段评语：“这是一个颇具前沿性的理论与实践命题，是对国内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的一个新的理论推进。研究者提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理论创新意义与现实指导性。是国内近年来在大众文化研究方面比较有特色的一项成果。”
说来我与导师孟昭毅先生很有缘分。我们同属狗，他年长我一轮，我们都是1978年高考入学，1982年他毕业留校，我从复旦大学分配来校。我们同在中文系工作，他教授比较文学，我在新闻专业教授新闻学。虽然我们从事的学科不同，但当年在六里台校区那幢老旧的三层小楼里也是经常见面聊天。特别是我迎娶了他们同年级同学崔欣为妻（孟先生在1978级甲班，我夫人在乙班），我们的交流自然又增加了几分亲近。不曾想，24年后我竟成为孟先生的学生，这也算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一段亦师亦友的学术佳话吧。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学贵得师，亦贵得友——我与导师孟昭毅先生二三事》，记录了我们的交往故事。（详见黎跃进、亢西民主编：《多样性对话与话语建构：孟昭毅先生七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并收录于孙瑞祥《 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我的博士导师、天津师大文学院前院长孟昭毅先生（右）
说起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基本内涵，不少人可能还比较陌生。用学术话语表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个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领域。其宗旨在于以总体文学的研究为背景，以不同民族、不同文明背景的文学及文化现象为素材，通过沟通和对话，促进东西方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证与互补，探寻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交流、影响的轨迹，促进文学与哲学、人类学、心理学、艺术等其他知识领域的交叉与互渗。
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发轫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过程之中。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1904）和鲁迅先生的《摩罗诗力说》（1907）是中国最早的比较文学研究专论。20世纪80年代初，一代鸿儒、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1981年，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学术组织——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成立，1983年，部分高校开始招收比较文学硕士与博士生。
我的导师孟昭毅先生师从季羡林、乐黛云等著名学者，主要从事东方比较文学研究，著述丰厚。孟先生出版有《东方戏剧美学》《东方文学交流史》《比较文学通论》《中国翻译文学史》《印象：东方戏剧叙事》《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等专著10余部。他还担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及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顾问、天津师大东方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等学术职务，是国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
三年在职读博于我而言是一种全新体验，时常是前两节课我在劝学楼做先生，为新闻学子讲述“黄色新闻”的由来之类，后两节课我又走进兴文楼的教室里做学生，听导师讲授《罗摩衍那》传奇故事。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修满了全部32个博士课程学分，考试成绩优良。主修的专业课程包括：比较文学理论、比较诗学、专业外语、后现代主义思潮研究、俄苏文学专题研究、东亚古典文学比较研究、东方文学专题、巴赫金研究等。三年间，我发表学术论文8篇，主编出版省部级规划教材1部，获得省部级社科成果三等奖1次，荣任天津市“精品课程”主持人、天津师范大学“教学名师”（后晋级为天津市“教学名师”）。那段经历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我以两种身份穿行在新闻和文学的时空隧道，自我陶醉，乐此不疲。
读博过程除了日常的听课、阅读、讨论、提交作业、参加考试外，重头戏就是要完成一篇高质量的博士论文。在导师的支持鼓励下，我得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继续对大众文化的理论研究。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 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阐释——以流行文学、媒体文化为研究框架》，这一选题是在我的天津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当代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是对20-21世纪之交中国大陆流行文化的一种现象学描述与归因研究。该论文以当代流行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流行文化（特别是媒体文化、流行文学）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存在为核心研究内容，以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的生成机制、传播动力分析为研究重点。其主旨是要解读与阐释影响（推动）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生成和发展的要素构成、要素的作用机理与动力方式。
我对流行文化（大众文化）这一都市文化现象的理论探索和现实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98年秋，我以经济消息报天津记者站站长身份（兼职）应邀到欧洲访问，在为期两周的时间里，我走访了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梵蒂冈等8个国家的十几个主要城市。虽然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但满眼所见欧洲大都会当代绘画、音乐、服饰、美食、街头艺术等流行文化符号，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徜徉于德国法兰克福闹市区，联想到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使我对大众文化产生了进一步探究的浓厚兴趣。
这篇博士论文完成于2009年初，经过我的导师和校内外同行专家的严格审阅，都给与了积极肯定和良好评价。2009年 5月30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一天我顺利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在随后的毕业典礼上，天津师大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长高玉葆先生亲自向我颁发了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文学博士学位证书，那年我51岁。
天津师大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长高玉葆先生（左）
（一生获得四张宝贵的学历学位证书）
答辩委员会对我的论文及答辩情况的评语如下：
孙瑞祥同学的论文《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阐释》，主要从大众传播理论和社会学理论，辅以文化学批评的理论视角，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行文化兼及部分中国流行文学的形成原因、特征、文化意蕴，特别探讨了在当代中国流行文化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传播动力”这一课题。作者调动了国外诸多相关理论话语和分析模式，结合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的实际状况，从传播技术、消费社会的社会心理、城市精神与流行文化的载体等诸方面，系统全面考察和论述“传播”这一技术与意识形态交汇点上的关键话语内涵，细致地从不同侧面讨论影响传播效果和手段实现的各方面因素，以建构自己的“传播动力学”理论。
论文内容丰富，理论与实证材料紧密结合，体现出作者对当代中国流行文化敏锐的观察和评判能力。
答辩中，该同学思路清晰，能准确地抓住问题实质进行答辩，态度大方，语言流畅，回答完善。
答辩委员会经过无记名投票，以5票（全票）通过该同学学位论文答辩，并建议（校学位委员会）授予孙瑞祥同学文学博士学位。
答辩委员会主席、南开大学文学院王立新教授（左）
2018年11月我年满60周岁，决定将这篇博士论文，也是天津市社科规划重点课题成果付梓出版，书名为《 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阐释》，由国内顶级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2018年11月出版，全书总计38万字，算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甲子贺岁礼吧。
我在出版“后记”中写道：我的博士论文是在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孟昭毅教授（时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在论文开题、撰写和答辩阶段，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王晓平教授、曾艳兵教授、曾思艺教授、黎跃进教授、赵利民教授、郝岚教授等，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南开大学文学院王立新教授、赵航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林精华教授审阅了我的论文，对我的研究成果鼓励有加。在此感谢上述各位老师对我学业上的指导和帮助。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和研究领域，短短三年的在职学习我只是盲人摸象，触及到文学的一点皮毛而已。遗憾的是，因为岗位职责所在，博士毕业后我没能在比较文学领域持续深耕，而是仍旧从事我的新闻学老本行。但三年时光足以让我爱上文学，爱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也使我对新闻与文学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
新闻与文学同源，我对此深信不疑。无论是古典的诗经、史记、荷马史诗，还是后来的新新闻主义、接受美学、传播学等等，新闻与文学都如影随形，相得益彰。无论记人、叙事、评说还是描摹，优秀的作品都是对现实世界最直接的生动反映，都是洞悉社会、发现人性、直击灵魂，文学与新闻的磅礴力量足以影响世界。特别是在网络新媒体时代，新闻的文学性作为一种现实存在正进一步得到彰显，文学为新闻插上了远飞的翅膀。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我打开一扇窗。透过这扇窗，不仅让我熟悉了文学的比较方法，领略了世界文学的多样性，感知了新闻与文学的内在联系，更可贵的是，文学的浸润和熏陶滋养了我的心性，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诗意与浪漫。这扇窗通向心灵，通向人性，通向未知的彼岸。
感谢文学带给我的一切。
2022年11月 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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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成立七周年《我与文学》征文文集，加拿大高校文学社2023年1月出版）
孙瑞祥Jack Sun简介：
新闻学教授、文学博士，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2009年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毕业。原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经济消息报天津记者站站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市教学名师。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出版论著六部，发表各类新闻、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获得省级优秀新闻作品一等奖。
定居加拿大多伦多，担任加拿大传奇文化传媒集团高级顾问、新闻总监，多伦多音乐学院影视传媒学院特聘教授，加中文化传播协会多伦多分会顾问，加拿大天津社团联合总会顾问。加拿大观察、瑞祥视界、瑞祥文创工作室创办人。
(美国华文网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