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报道：

多国陆续“解封”，餐饮业“重启”。然而，许多海外中餐业者却没有感受到喜悦。对他们来说，“难”仍然是目前的关键词。生存，成为疫情之后最重要的目标。

“防控降级，但堂食顾客屈指可数”

5月14日，新西兰降至二级警报的第一天，商家开放，企业复工，很多人近7周时间无法享受的自由，都回来了。然而，城市却远远没有过去的那般繁华热闹。商店虽然灯火通明，顾客却屈指可数，餐厅大门敞开，却很少有落座的食客。

按照新西兰政府二级警报的规定，每桌客人只能由一位指定的员工进行服务，餐桌与餐桌之间必须保持一定距离，这意味着更多的服务员和更少的桌子，更何况，降级后并没有迎来期待中的客流量。

奥克兰几家平时中午生意很好的中餐馆，堂食的客人都寥寥无几。“因为现在大家都改变生活方式了。大家都很怕病毒，人们还是想要和别人拉开距离，那我们怎么做生意呢？”在新西兰开饺子馆的Jenny Li说，最大的担心就是，哪怕最后政府宣布所有商业都能够正常运营了，顾客还是不愿意来。

其他国家的中餐馆也没有好到哪儿去，虽然所有人都盼着疫情赶紧过去，但是真正“解封”之时，人们仍然是审慎的。

受疫情影响，日本长崎新地中华街自1月以来游客人数便降到往年一半，到4月几乎所有商铺都闭户歇业。长崎县虽在5月6日结束“休业邀请”，但大部分商家仍未有营业打算。

5月15日，德国黑森州的餐饮业“重启”，但是，很多中餐馆仍然门户紧闭，老板决定多观望一两周后再做决定。毕竟开门营业意味着门店工资成本大幅增加，而在封禁两个月、疫情威胁并未完全解除的情况下，顾客重新回归堂食的意愿有多高，仍然是未知数。

位于柏林米特区的四川风味面馆从3月16日歇业至今，期间完全中止营业，仅靠领取政府补助维持。其负责人表示，计划于5月16日重新开业，但仅从事外卖，堂食仍不开放。柏林一家颇有名气的淮扬菜馆也打算继续观望一段时间，视疫情发展再决定是否重开堂食。

在美国亚特兰大郊区开火锅店的一对夫妇也有同样的担忧：如果他们被感染了病毒该怎么办？如果新一波疫情到来，餐馆又被迫关闭该怎么办？亚利桑那州亚洲商会首席执行官维森特·里德则指出，出于“对病毒本身的恐惧，以及对病毒引发的仇恨情绪的恐惧”，越来越多的中餐馆甚至放弃了线上订单和外送。

“万一员工感染了，责任谁负？”

进入5月，美国多个州开始陆续复工复产，疫情“震中”纽约的中餐馆业主，却并不那么开心，他们面临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万一员工感染了，责任谁来负？

在布鲁克林开酒楼的陈善庄表示，如果复工后员工感染了新冠肺炎，而雇主需要承担责任，这是任何一个餐馆业主都无法承受的。

复工后员工染疫雇主是否应承担责任的议题，目前还在美国国会和白宫间“拔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主张应为企业提供免责保护机制，让雇主不必因为员工染疫负责；但民主党把守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则对此不赞成，认为员工染疫，雇主有责，且到目前为止双方对此均不愿妥协退让。

陈善庄算了一笔账：如果餐馆关门，他们损失的仅是每月数万元的租金。但若复工，一旦有人染上新冠肺炎，如果责任要由餐馆担，餐馆的损失将是无限的。因此在当前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他们宁愿关门。

除了经济上可能的损失，心理压力也是中餐业者的“不可承受之重”。纽约另一家知名餐厅的“掌门人”林先生，原本酝酿让位于曼哈顿的餐馆先复工，做生鲜和外卖，连食材和网站都准备好了，最后先暂停了下来。“餐馆不开门，钱的损失是有限的，但万一员工染疫发生意外，则生命的损失不可承受，因为每个员工后面都有着一个家庭。”

杨长城在旧金山福斯特城开大型华人餐厅，主打烧烤和火锅。3月16日，旧金山湾区宣布执行“居家令”的当天，餐厅关了门。到了4月底，周边一些商店陆陆续续开了，杨长城的餐厅却仍然关着，但是每月35000美元的房租还要照交。考虑到餐馆的规模，以及自身和客人的安全，他们没有通过外卖业务缓解困境。老板娘燕子说：“我们县每天都增长几十个病例，万一‘中招’，就什么都没有了。”

“生存，能挺下来就行”

生存，成为疫情之后海外中餐业者的首要目标。

“美国三分之一的餐馆永远没法开门了，还有三分之一在开门之后可能也得关门。”杨长城这样估计。

许多中餐业者试图靠外卖订单和“出圈”业务撑过这个艰难的初夏。

辽宁人汪女士与合伙人5年前在美国“硅谷”腹地的库比蒂诺商圈开了一家中餐馆。疫情暴发初期，当地居民纷纷涌入超市“囤货”，不少华人没有抢到生活物资。在扩大“外卖”业务的同时，餐馆开始帮一些老客户采购生活物资，后来干脆每周三天为客户提供采购服务。

当地时间5月9日，美国硅谷腹地库比蒂诺商圈的“青苹果”餐厅在一条长桌上立起透明的挡板，店员与取餐者隔着挡板交流。

“送这些柴米油盐的成本很高，没有赚头”，汪女士说，“但是，平时都是因为这些‘回头客’帮助，我们才会这么火。现在他们需要帮忙，我们也义不容辞。”

疫情在日本蔓延开后，横滨中华街客流量锐减。3月游客仅为往年的1成左右，4月包含神奈川县在内的7个都府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后，成员店铺约8成停业。

横滨中华街各商家不得不另辟蹊径进行自救行动。部分店铺决定推出顾客不用下车就能打包带走预订餐食的“得来速”方式。

中餐厅“吉兆”的负责人鹤冈毅称，“每月亏损额较大，必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提高营业额，合作社一起讨论后想到的就是‘得来速’。”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中餐馆都有条件做外卖或送餐。在新西兰开火锅店的老板Rick就表示，“火锅，是你准备新鲜食材，客人自己在桌上煮，要搞外卖或者送餐很难的。”Ren说，政府的工资补助和税务减免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能够让顾客登门。

美国芝加哥的中餐馆，则苦于外卖平台的高额服务费。川菜店老板胡先生说，餐馆使用的外卖平台要收近两成的服务费。在芝加哥南区开中餐馆的Alex说，当地一大型的第三方定餐配送公司，收费不太合理。自己收到第一份帐单后发现扣除各种费用，餐馆最后收到的钱保守估计只有营业额的五成左右。为了节省成本，不少中餐馆只好选择使用没什么名气的送餐平台，也正在筹划与相关平台交涉。

这场疫情改变了很多事情。有很多中餐馆没能挺过去，许多人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也有很多人，在困境中咬牙坚持，坚守着一丝希望。

正如在悉尼开中餐馆的王文珺所说，“再难，日子还得过。坚持吧！”

(作者：李明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