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份出现两件事件，波士顿马拉松的爆炸袭击和中国发生的复旦大学研究生毒杀室友案件，都震撼人心。来自车臣的穆斯林兄弟，行径已教人大骇，而在复旦医科深造的嫌疑人学生林某更是匪夷所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据媒体报道，譬如中国《南方周末》的长篇报道《与自己的战争》（2013年4月25日），林某因细故与室友略生摩擦，竟至用剧毒的实验室试剂来虐杀，全无逻辑可寻。尤其令人震骇的，是林某在室友黄洋中毒后的表现。毒性发作时黄洋惨不忍睹的情状下，林某还“神色自若”地为他做了B超测试；到病房看到黄洋呼号碾转无复人形时，林某还是“看不出半点异常”；而当黄洋的父亲从四川奔赶到上海，当夜在宿舍留寝，与林某共处了一夜，林某却依然“淡定”。林某的表现和人性的“同理心”（empathy，通常译为“移情”）底线简直是南辕北辙，未免太离谱了！
“同理心”是人类大脑处理信息的一种本质属性，尤其是当一个人的行为会损害他人的时候。在这种场合你会设身处地，联想并强烈地感受到遭损害者的反应，形成感同身受的情绪。“同理心”是人类数百万年进化中形成的高级情感，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它构成了人际互动的底线，使得人们几乎不可能严重损害同类而逃避沉重的负疚感。要体会“同理心”的作用，我们不妨读一读著名小说《檀香刑》里，莫言对刽子手心理的绝妙刻画。
林某伤害室友竟然毫无“同理心”而来的负疚感，其荒谬性不由得我联想起美国的一个案例。
198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德州大学的总校读博士课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里有德州大学塔。“德大塔”（University of Texas Tower），三十余层楼，高耸在校园中央，是奥斯丁市最高的建筑。德大塔楼是学校的象征，就像“胡佛塔”之于史丹福大学，但德州大学塔令美国人都一望皆知的名声，却来自一桩悲剧。这个悲剧教人心有余悸，学校永久性关闭了顶楼的平台，也无人再能登临眺望城市的美景了。
1966年8月1日的上午，一个名叫惠特曼（Charles Whitman）的青年，乘电梯上了塔楼，他背了个大包，塞满了枪支和弹药。他用来福枪托先砸死了接待员，随即枪杀了两家游客。然后他蹬上最后的三层，来到顶端的平台，开始向地面的行人扫射。最先被打死的是个孕妇，以及来营救她的路人。全奥斯丁的警察都被招来解救。漫射持续了七个小时，直至三名警员和一位志愿者合力设法摸上平台将惠特曼击毙时，加上惠特曼本人，一共被射死14人，另有30多人受伤。
警察到惠特曼家里调查，发觉他上塔楼大开杀戒前的清晨，先枪杀了自己的母亲，再把熟睡中的太太用刀捅死。在隔夜前用打字机打就的绝命书里，惠特曼是这样说的：“这些天来我无法理解自己，我本该是个正常的人，聪明、理性，但我为什么会有这许多狂悖的念头……”杀了妈妈和妻子之后，惠特曼用笔继续手写道：“今天杀凯西，是我想了许久才决定的……我是多么地爱她，她是这么好的一个妻子，任何男子所梦寐以求的，我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何要这么做……”
更震惊的，是人们了解到，惠特曼一直以来都相当优秀，他勤勉、自律，有责任感——曾是男童军的Eagle Scout，百里挑一的老鹰级干部；而且智力超群，智商测定为138，更是千里挑一。他在银行工作，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这些经历和素质，同他的残忍杀戮是完全对不上号的，难道恶魔附了身？全美国的人都想知道。实际上，惠特曼本人都极想知道。在绝命书里，他要求解剖自己的脑子，看看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在尸体解剖中，惠特曼的颅腔被打开，果不其然，他的脑子里长了一个瘤：一分硬币大小，部位在丘脑下面，正压住着下丘脑（hypothalamus）和杏仁体（amygdala）。惠特曼自己的揣测没错，这个压制着杏仁体的脑瘤改变了一切：他对世界的认知、对人生的态度、与亲朋的关系，以及泯灭了自己的同理心。十九世纪末，人们就已发现，杏仁体承担着节制情感、特别是恐惧感和进取心的功能。1930年代，科学家进一步证实，杏仁体受损时动物的行为会发生一系列变异，胆大妄为、情感粗野、过激反应，等等。譬如说，母猴在杏仁体病变或受损后甚至会虐杀自己的婴孩。
顺便提一句，在大脑的这个层级（Limbic System，所谓边缘系统）上，人类和其他哺乳类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的结构和功能，是极为相似的，人和其他物种的分野只是在大脑的新皮质层级（neocortex），它掌控着人类所独有的逻辑推论、理性分析等延后的思维反应。不过请别忘记，人们的许多市场行为，包括投资选择，乃受着本能直感的严重影响，很容易就会偏离人的理性追求的目标。从自利的初衷出发，往往不能水到渠成地达到自利的“正果”。
《南方周末》的长文《与自己的战争》的副标题是“复旦研究生为何毒杀室友”，但除了收集到一些细节，它和几乎所有对该案的报道一样，都没能提出任何可信的理据，来说明白林某犯罪的原因。为此，我建议，中国有关部门不妨从脑科学的角度，仔细检测一下林某的脑子有没有发生病变？
孙涤教授简介：
孙涤教授1988年获奥斯汀德州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学位，1995年越级晋升为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终身正教授。1997年当选为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商学院信息管理系系主任，并任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1993年)、上海财经大学兼任教授(2002年)。曾任留美中国经济学会会长和美国海外华裔教授学者协会理事长。
1990年起经常回国讲学、咨询，包括参与世界银行和国家科委合作的星火项目–电脑管理系统的计划及全国联网工作。1995-96年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在中国客座研究一年。对中国经济及体制的转型颇有研究，尤其着力于国有大企业、金融体系、以及工商管理课程等的改革。1999年起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战略规划委员会首席顾问，2000年开始主持建行总行的研究开发部工作，负责市场调研及重大新产品和IT项目的开发工作；并担任建行总行任体改办副主任，协助设计全行的改革方案和战略发展方向。2003年起任建行总行投资银行部门总经理。
孙涤教授著述甚丰富，在《上海证券报》撰写“现代管理”专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创业和经营》、《理财技巧》、《经营策略》、《管理琐话》四本书；论文三十余篇发表在国际一流学刊；有六本书在国内刊行：”创业与经营”、”决策的艺术”、”开放基金三十讲”、”理财技巧与经营策略”、”CEO智慧-财富世界的无冕之王”和”管理琐话”，颇受读者欢迎。
孙涤教授也是最早的巴菲特思想传播者。《证券投资巨擘——华伦·布费》（华伦·布费即巴菲特）这篇文章使中国的读者第一次接触到巴菲特价值投资思想，一大批中国的投资者受益于这篇文章的启发，受益于巴菲特价值投资思想，在投资领域从失败走向成功。2009年6月29日中午中道巴菲特俱乐部在上海宴请了孙涤教授——中国大陆传播巴菲特理念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