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水运时代，我们只需沿着舞阳河在武陵山岭中向东几百里便可到达芷江。 “八年烽火起芦沟，一纸降书落芷江。” 芷江受降，是中华民族浴血抗战八年之后最扬眉吐气的时刻，“震古烁今”，彪炳青史。

我们沿着著名的湘黔公路去追寻曾经被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这条1926年开始修建、1936年6月全线通车的湘黔公路是中国抗日战争最重要的交通线。

湘黔公路起于沅水最下游、洞庭湖畔的常德，溯沅水而上，经过辰州府沅陵，到达沅州府芷江，再向贵州镇远延伸，可通向云南和缅甸。与著名的滇缅公路一样，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1937年底，林徽因一家沿湘黔公路前往昆明躲避战难。她如此对挚友费慰梅描述途中艰难：“情况糟糕透了，从凌晨一点钟起我们就在黑暗中奋斗，把我们自己和我们随身带的物品（已是少的可怜）塞进汽车。当10点钟汽车终于开动时，车上已经挤了27名乘客。这是一辆没窗户，没有点火器，什么也没有的家伙。喘着气，颤抖着前进，连爬过一段平路都很困难，何况是险峻的山”。

林徽因在湘黔公路途中结识了那些飞行员，最后在抗战中相继阵亡。

到了1938年初，湘黔公路上可谓难民如流了。随着南京、徐州、合肥、厦门、武汉相继沦陷，尤其是1938年11月13日长沙“文夕大火”后，湘黔公路上更是人潮汹涌。一路已难登车，进入贵州后，大多都是徒步。

 

湘黔通道最早可以追溯到700多年前的大元帝国。为了巩固大西南，1281年大元王朝修建云南至北京的“通京大道”。从云南取道贵州，顺舞水而下，经过镇远、芷江，再分两路下沅水，通长江，北去大都北京。没料到700多年后，这竟然变成大中华百姓的逃命之道。

当年的黄砂公路早已改建为水泥国道，如今又被沪昆高速公路所取代。10年前我们正是沿着刚通车不久的沪昆高速认识芷江。这个隐匿在雪峰山岭中的小城让我们对抗日战争的历史有了重新的认识。

1945年4月，日军抽调5个师团3个外加独立旅团约8万人发动了对湖南的最后一次 ，也是对中国战场的最后一次进攻作战———芷江作战（中方称湘西会战或雪峰山战役）。

湘西会战持续2个月，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在国民党将领王耀武指挥下，湘西会战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歼敌3万余人，最终以日本军队战败而结束。

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芷江由此名扬四海。

比起湘西会战更显赫的是，“芷江受降”宣告了侵华日军的彻底失败，写下了我国近代史上抵御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光辉一页。 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史实，1947年2月，国民政府在受降地建“受降纪念坊”一座，1985年，芷江县人民政府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修复开放。

芷江受降纪念坊位于芷江县城3.5公里的七里桥村，原是中华民国空军司令部群力礼堂，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1日至23日国民政府在此举行受降仪式。

芷江受降纪念坊是全球六座凯旋门（罗马、柏林、米兰、巴黎、芷江、平壤）之一，也是中国唯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建筑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历史见证。

芷江受降纪念纺建于1946年2月，坊上嵌刻有蒋中正、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于右任、孙科、王东原、居正、王云五等军政要人的题词和《芷江受降坊记》206字铭文。坊上铭文的文采、对仗、用典有着耐人寻味的赏析价值。

芷江是中华民族第一个接受日本投降之地。1945年8月21日至9月8日，何应钦在这里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日本投降典礼。

芷江也是中国抗战胜利总受降地和指挥全国16个分降区受降的总指挥中心。这里完好地保存了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会场旧址，只是被历史尘封40年后又重新引起世人瞩目。

在历史的长河中，正义和公正有时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我们带着五味杂陈的心情离开了芷江。